风雨青春路漫漫

　　刘协庭

　　芙蓉峰高耸入云，天然秀峭，黛色含青，是新化县吉庆镇第一高峰。我家坐落于山脚下，两间老式木屋，外加一间低矮猪舍，便是祖传老宅。我是家中长子，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满弟小我十五岁。满弟出生时，父亲对我说：“长兄当父。”我从小便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　　少年耕读苦

　　父亲一生饱经风霜。十六岁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。1950年，父亲加入湘西206勘探队，常年奔走山野，风餐露宿；1962年，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毅然返乡，扎根故土建设家乡。因常年在外奔波，回乡务农不在行：挖土比别人慢，犁田时耕牛也难以驾驭，在生产队评定为乙等劳动力。壮年劳力一日可记十分，他却一日只能得八分。母亲的命运更为坎坷，自幼便是童养媳，从未进过学堂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改嫁给父亲后，她跟随勘探队打杂谋生；回乡务农，为丙等劳动力，每日记六分工分。那时候搞集体生产，我家人口多，挣工分少，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缺粮困难户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我年少时，家里常常揭不开锅，一年到头唯有正月初一，才能吃上白米饭，吃上肉。平日里三餐多是稀粥，或是红薯掺少许大米煮成的红薯饭。为了糊口度日，我吃过糠粑、野菜，嚼过草根，生吃过螃蟹、虾米，甚至采摘嫩荆条充饥。但凡无毒可下咽、能勉强嚼烂果腹的山野之物，我几乎尝遍。

　　在那人多劳少的家庭里，为了让家里人有饭吃，我十岁放牛砍柴，为家里挣工分，给生产队看了三头牛，这是我沉重的包袱。每天天刚亮就把牛赶上山，快速砍一担柴，九点多钟又把牛赶回家，吃点饭一路小跑到崇山小学读书；下午放学，把牛赶上山，天黑才能回家，每天砍两担柴。我的小学、初中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　　星期日不读书，我与同伴们天没亮就到长排大队的洪口里、乌龟洞、月光岩、双冲垅里去砍柴，往返十多公里，打着赤脚满山奔跑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砍柴手指差点砍断，爬上树砍干树枝，肚皮划破七寸多长，鲜血直流。我的小伙伴穿丛林，爬石壁，钻刺蓬，扒草堆，找来二十多个刀粉药为我止血。在枫树湾掉到悬崖下差点被摔死，在石缝里躺了三个多小时才醒来。我在鬼门关走了几趟，但信念坚定，为了家庭没有退缩，“长兄当父”这是父亲给我的责任。

　　务农伤筋骨

　　1974年春季，我从新化十二中高中毕业回乡务农，那时刚满十六岁，生产队就安排我当记工员，后来兼任会计，这两件差事是有工分的，我乐意接受了。当生产队会计是队里的二当家，队里给我记全劳力工分。为了让家里人有红薯饭吃，我干什么事都抢着干，特别是抬打谷机到西竹庵的龙湾里，一次能记二点五分工，有三里陡坡山路，打谷机加滚盘超两百斤，我与刘敢仁第一次抬打谷机到龙湾里，

　　确是苦不堪言，两位刚满十七岁的人，体重都只有九十多斤，身高1.6米，抬上禾桶配上滚盘的打谷机，又是上山路，陡坡路，拐弯路，禾桶罩着后面的人难辨路的方向，加之力气不足，东倒西歪，气喘吁吁，全身在颤抖，骨骼在响，抬到孟山岭脚下，我双脚跪下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刘敢仁比我力气大一点，他迅速放下自己的那一端，把我从打谷机下拉出来，两人都哭了，流了一阵泪，又怕别人说闲话，抬一会，歇一会。把打谷机抬到龙湾里，要走下坡路，脚控制不住，草鞋又烂了，脚被尖石划破了三处，鲜血在路上留下了串串脚印。我放下打谷机，用树叶擦掉脚上血，架好打谷机，踏上打谷机，又开始收稻工作。

　　少年不流血流汗，哪能有丰收呢？人须历经坎坷磨砺，才能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　　在生产队务农，凡各类重活脏活，我从不推辞。那时实行集体劳作，生产队经费拮据，无钱购买化肥；为保丰收，各家猪栏清除干净，将粪渣挑往田间，用作农田底肥。

　　我时任生产队会计，此类脏活，自当带头先行。来到农户猪栏边，挪开栏舍盖板，粪窖深近两米，幽暗闭塞，坑中白蛆蠕行，栏间生猪仍不时排泄，臭气熏人，委实难耐。

　　我与挚友刘敢仁情同手足，这类常人不愿做的脏活，多半由我俩主动承担。二人分工协作，一人下窖清捞粪渣，一人在上提桶转运。脱下草鞋，卷起裤脚，扶着栏板缓步下坑；脚踩着凉凉的粪渣，蛆虫沿脚攀爬，手捧着粪渣装入桶中，污秽沾手，真有点恶心，为了集体增产，也为多挣工分，只得强忍异味，一桶接一桶清运，直至粪池捞净，方能出坑。

　　劳作完毕，满身沾染秽污，虫蛆萦绕衣衫。我与刘敢仁轮换下坑，一个上午常清理两处粪窖。差事结束，便纵身入竹山湾水塘洗净周身，而后才敢归家。

　　生逢那个年代，家境所限，我别无选择。较之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千辛万苦，这点艰辛实在微不足道。在我的人生中，下粪池是一种砺炼，是人生毅力的淬火。

　　在生产队，我干过脏活，也做最危险的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为了发展经济，生产队大种棉花，种棉花要杀虫，我们生产队种棉花40多亩，我是种棉花的技术员和杀虫员。那时农村普遍使用剧毒农药，如1059、1605、4049等。1059这种农药，人只要喝半瓶盖，半小时内就会断气。当时棉花树上有一种叫红蜘蛛的害虫，繁殖快危害大，威胁棉花的生长，广泛用1059农药杀之。公社和大队明文规定，正午十二时至下午三时严禁上山喷洒1059农药；喷洒过后，十天之内不准进入棉田，足见其毒性剧烈。

　　我是生产队会计，这项危险工作自然是我承担。早晨大约9点上山，棉花树上的露水很少，我开始配药杀虫，戴上草帽和口罩，小心地拎开白色铝瓶装的1059农药，一种如烧橡胶的味道从瓶里涌出，我按照说明书配好药，背上喷雾器，认准风向退着喷药，偶尔撞见四脚蛇，轻轻喷一点药液，伸伸腿便僵直不动了；遇上土哈蟆，喷上药水跳几下就不动了。我心里对农药既好奇它的药效，又恐惧它的毒性，如果操作失误，把药水向脸上喷一下，也就不动了?那时我没钱买手表，时间是看太阳估计的。有一次上山打药，到了中午，还有五分土没打药，我想坚持一下完成任务。打完药感觉不舒服，就坐在树底下休息，一坐下就想躺下，躺下就睡觉了，天黑了凉风把我吹醒，月亮高高升起，我捡起农药瓶，趔趔趄趄地回家，头重脚轻，心里总想吐什么，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，估计是中毒了。我不敢向生产队的人讲，怕出丑，也不敢告诉家里人，怕挨骂。我常年与农药接触，反倒增强了身体的抵抗力，寻常小灾小病，皆能泰然处置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。磨难是生命的暗夜，重生是破晓时最壮丽的光芒，那被海浪反复冲刷的礁石，内核却愈发坚硬澄明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　　我高中毕业时身体瘦瘦的，每天在生产队劳动，那时正巧生产队要修仓库，队里烧砖烧瓦砍树建房。做砖瓦我不在行，砍树扛树我得参加，修建仓库要一百三十多根枞树做横梁，每根长四米、直径十五厘米以上。这么大的树一般重一百五十多斤，壮年男子扛一根没问题，我力不足，每扛一根确要吃尽苦头，树压在肩膀上腰撑不起，只能咬紧牙憋足气站起来。双脚不敢动，因为太重了，腿在打颤。只好用木杈顶一顶，再用足力才一步三晃往前走，从陈家冲到仓库工地有一里多路，每趟都要歇息二十余次，才能抵达。

　　陈家冲六十丘有一个急弯。有一次，我扛的树后端被顶一下，顿时失去平衡，斜冲向山坡。路滑泥湿，树干似蟒蛇下山。我摔倒了，被大树压住上身，脚陷进水坑里动弹不得。幸好好友刘宋初及时赶来，帮我搬开大树，摸了摸我的肋骨和大腿说：“骨头好像都没压断，只是你的黄军装划破个大洞，后背擦破点皮，流了少许血。”歇息片刻，我俩一同把树干抬回仓库过秤——一百五十八斤。我体重九十多斤，扛这么重的树真是奇迹。

　　生产队修仓库，我没做瓦，但烧了瓦。生产队在老秧田建了一瓦窑，离院落一里多路，烧瓦时要不断往窑里烧柴，要烧三天三夜不能停火，我被安排晚上烧窑火，窑在山脚下，又在峡谷里，到了半夜有点寂寞，特别是黎明时乌鸦哇哇哀叫，山腰豺狼长叫呼唤狼群，确有点毛骨悚然，我没办法，只得躲在窑门口，靠熊熊大火壮胆等天明。

　　人生没有平坦的路可走，只有经过千磨万击还坚劲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锤炼，才会有柳暗花明的喜悦。

　　七十年代中期，生产队普遍插双季稻。农时不等人，早稻不过五一，晚稻不过八一。七八月酷暑难耐，热浪如猛兽袭来，烈日似利箭直射大地。万物在如火的季节里颤抖，热气蒸腾中，连呼吸都是灼热的，行走田埂如同踏在火炭之上，我们便是在这般酷热天气里，紧张忙碌双抢插秧。

　　搞双插繁琐事多进度慢，割稻、收稻、拖稻草、施底肥、犁田、扯秧、插田成流水线劳动。我的任务主要是踩打谷机收稻，担牛屎粪和插田。踩打谷机人小力不足，打谷机转速不快，只有用力猛踩保转速，手舞足蹈接稻杆，左右转身，浑身泥水交融，衣衫尽数湿透，头发上堆满了稻谷和稻叶，像刺猬一样，一只瘦猴子站在打谷机上，嘴里还在喊:“加油，今天一定完成大湾丘的任务”。

　　收完稻谷犁田时，要担牛粪做底肥，我挑上箢箕下牛栏，把粪装满担到泥田里，我身材矮小，箢箕高，深陷泥泞田中步履艰难。队里的人笑我三爷仔一般高，要多吃几碗饭长高一点才行。

　　搞双插为了抢时间，早晨要出工，晚上要加班，晚上主要是扯秧，扯秧蚊子特别多，脸上感觉疼拍一下就是几只。田里多蚂蝗，叮在腿上没多大感觉，等到收工时腿弯处七八条蚂蝗趴在那里，不说非常恐怖也有点心里发怵，一条条拔下，腿上便留下一个个血眼，要擦洗十多分钟才止血。

　　1976年，我在生产队连续出夜工二十七个晚上，手指脚趾间都泡烂了，没什么药可用，用紫药水消毒，双插完了，脚趾间手指间那烂了的红鲜肉结了疤，自然好了。

　　我亲身感受了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的农耕艰辛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正是农人朝夕劳作的真实写照。陈涉“辍耕之垄上，怅恨久之”，道出了种田人的万般苦楚。

　　在搞集体时，我们生产队在厚皮岭的何家岭有十亩山地，那山土肥沃松软，非常适合插红薯，但离家有十多里路。每年十月份，生产队组织全队劳动力到何家岭挖薯，挖薯至晌午，生产队安排专人砍柴煨红薯，解决中餐问题。火大灰少红薯多，大部分是上边烧黑了，下边冒热气，半生半熟的，大家捡起红薯拍去灰土，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吃饱了担薯回家，人人都要出力，担薯藤和红薯按体力强弱分配。

　　从何家岭担红薯回家，每一百斤记三分工，这也有吸引力，劳动一天记十分工，如果能担一百多斤就能挣四分工。我那时虽力不足，但干劲足，两箩筐装满还要加上两把红薯，担着红薯走山路，全身在抖动，东碰西撞，我不能控制箩筐，而是箩筐在指挥我，要么碰上石头，要么撞着树，一步三颤往下蠕动，山路崎岖，路陡路滑多荆棘，步步小心，把红薯担到李志冲的小路上，已精疲力尽。下山五里是拼命，山脚下五里是折磨人。十步一歇，要两个多小时才能把红薯挑到仓库。待到保管员过秤，能上一百五十斤，一路上的辛苦便烟消云散。

　　饥饿、困倦、疲惫让人感到难以忍受，让人眼前模糊，身心沉重。自古雄才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惟以豁达直面世事，须知疾风知劲草，烈火炼真金；不经一番寒霜苦，哪得清香扑面来？

　　会战车田江

　　1976年，我参加车田江水库大会战，担任大队武装民兵排长。大队要我带领武装民兵排到车田江去修水库。从我们光辉大队到车田江，有八十多里崎岖山路。三十多人一路步行到神仙岭，啃两个小麦粑当中餐，休息半小时，再接着赶山路，下午四点多钟，抵达车田江崇山营地。营房是夯土墙、油毛毡顶，屋内没有制式木床，只架着一排原木充当床架。大家上山砍木棍来铺床，杂木棍大小不一且弯多，粗一点的直一点的都被早到的砍走了，没办法。弯木对弯木，搭成一张简易床，再把席子铺上去，看着表面还算平整。夜里躺上去，有的地方稍软，有的地方却硌磨腰背。本是杂木织成的网床，席子早已破烂，整床一动便吱呀作响、不停晃动。实在没什么办法，只能尽量少翻身，方能少受点罪。熬不住就到外面坐一坐，人困了再回床上躺片刻，整夜都备受煎熬。

　　第二天到大坝担土，人山人海，不知有多少支担土抬石的队伍，工地上一片沸腾，红旗标语在风中哗哗啦啦飘扬，高音喇叭循环地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。以行政区为单位，划定一个担土的山岗。担土民工靠右而上，靠左而下，队伍连绵十里。工地上抬石、挑土、推车之人川流不息。十万民工并肩会战，气势磅礴，盛况空前。放炮声、滚石声、打夯声、铁锨声、广播声，加上万千呼叫声，方圆十里山在动，尘土飞扬，众人皆笼罩在烟尘之中。我挤在队伍里，往返上山下坝，每日担土八担，就算完成任务。

　　当时洗澡没有专门场地，每到傍晚六点多，大家都到小河边洗浴。放眼望去，几百人赤身站在小河里，如同原始群落一般。河水浑浊，还带着汗腥气味，没人讲究这些，只要洗去满身泥土，便觉得舒坦自在。我在那里带队一月，全体民兵平安返程，我亲眼见证了那段人定胜天的火热劳动场面。

　　舞台歌盛世

　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乡村文化生活兴起，大队晚上有扫盲班和文艺宣传队，我怀着好奇心参加文艺宣传队。队员皆是村里青年后生，共计二十余人。大队给我们准备了锣鼓响器一套，提供场所排节目，有的自带二胡、唢呐和笛子。那个年代文娱资料匮乏，节目形式以快板、锣鼓三句半、相声、歌舞为主。大家都不会识谱，跳舞连十字步都不会走，道具就是几块红绸，服装是一身灰布军装演全场。我在其中不是滥竽充数，因为在新化十二中读书时参加了校文艺宣传队，知道几个动作，大家推荐我当导演，要我写快板词，写相声和节目台词。正所谓军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。大家互相学习，献计献策组织内容，我把学校练过的《万岁毛主席》照样式在大队办公室排练，先学习唱歌再练动作，从队形到亮相动作，每晚练一点，坚持了两个月，把节目练到自己满意的程度。不久，崇山公社举办文艺汇演。我导演的《万岁毛主席》歌舞在15个大队演出节目中获得第一名。从此，我名气大振，后选调到公社文艺宣传队。在公社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两个月，我学会了识谱、吹唢呐和吹笛子，专门负责写台词、写快板词和写宣传标语，还与刘作辉老师合作写小短剧本，刻钢板印刷节目资料。我是个大忙人，公社书记赏识我的综合才能，每次公社开群众大会，安排我写标语和奖状。我在文艺宣传队获益匪浅，为我人生开启崭新文韵华章。

　　民兵保家乡

　　1976年，我担任光辉大队武装民兵排长。那个年代武装民兵统一配发真枪实弹，每年都要到公社集训半个月，操练队列、刺杀、投弹，每次训练都要实弹打靶、投掷真手榴弹，还要学习山地作战、挖掘战壕构筑掩体。我们武装民兵班排长，还到吉庆区公所学习自制地雷、手榴弹，掌握机枪使用和六零炮操作技能。

　　吉庆区举办武装民兵班排连长射击比赛，卧姿二百米无依托射击，五发子弹我打出49环，荣获第一名，被大家誉为“吉庆神枪手”。

　　那个年代实行民兵枪支配发制度，武器依规配发到武装民兵个人、可在家保管。我曾保管一支三八式步枪，配子弹五发；后来又配发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配子弹十发，另配有专用子弹袋。

　　公社召开群众大会，由武装民兵持枪值勤、维护会场秩序。尤其毛主席逝世后的三个月里，我们民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夜间轮流站岗放哨；远赴白竹岭设岗，夜间巡逻严禁使用手电，还专程前往江底下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。保一方平安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，便是我们当年武装民兵的职责与担当。

　　风雨润华章

　　在生产队劳动有苦有乐，只是无书可看，幸运的是我伯父是大队会计，每个星期可看到一张湖南日报，经常看报纸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。

　　我的父亲是织匠，他在王家湾给我借来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是我人生中读的第一部小说，晚上在煤油灯下要看到十二点多，看到“桃园三结义”，兴奋得手舞足蹈；看到诸葛亮初出茅庐，精神焕发，我对前途信心百倍。诸葛亮与刘备隆中对是一次关键的战略对话，是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重要战略构想，未出茅庐能预测天下事，把我带入无穷的梦想中。通读《三国演义》后，我的理想受到了启蒙教育，山野村夫可成大业，诸葛起于南阳草庐，舜发于畎亩之中，人应志存高远。少年心事当拏云,谁念幽寒坐呜呃。

　　那个年代电影非常火热，每个月大队要放一场电影，80%的人都会去看电影，我们为了看《三打白骨精》，赶到吉庆齐心大队，往返30多里；到10里外的张家岭、老塘冲看电影，想去就去。看电影了解国家新闻，知道古今事，开阔了眼界，丰富了生活，启迪了人生。我们古老的山村太闭塞了，确像桃花源中人，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多看几场样板戏，如《白毛女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等。我们学了不少新歌，在新化山歌的基础上，丰富了文化生活，唱歌跟上了时代。

　　1977年下半年，光辉小学要招一名民办教师，我通过考试走上了讲台，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。在广阔天地里，在泥土间，我有辍耕于垄上的忧叹，有行路难的感慨，有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，跋前踬后、动辄得咎的茫然。但田间岁月磨炼了我的意志，洗礼了我的灵魂。

　　不经苦中磨砺，不动心忍性，怎能曾益其所不能？在后来的讲台风雨中，我逆流而上，乘风破浪，评高级教师，当选县政协委员，加入湖南省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。书画作品参加国展，走出国门。

　　一路走来，串串足迹，有泥土的芬芳，有汗水的沉淀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其兴也勃焉。我谱写了时代园丁之歌，艺海行舟，泛起层层涟漪。

　　作者：刘协庭

　　校对：刘光荣

　　作者简介：刘协庭，湖南省新化县第十二中学高级教师，新化县第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届政协委员，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。